中央油价补贴资金管理办法-中央财经油价调整
1."灰犀牛"是什么?
2.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
3.美元贬值的应对方法
4.查美国对通用汽车的政策 可以在网上哪里查得到?
5.什么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灰犀牛"是什么?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后,提出“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引起社会各界对“灰犀牛”的关注和热议。相比大名鼎鼎的“黑天鹅”,“灰犀牛”这一相对陌生的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有哪些典型的此类发生过?研究“灰犀牛”问题,对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带来怎样的启示?本报记者走访相关专家,试着为您作出最新解读。
“灰犀牛”与人们熟知的“黑天鹅”概念一样,“灰犀牛”是一个舶来品,它在国外被提出并应用也是近几年的事。
2013年1月,美国学者米歇尔·渥克在达沃斯论坛上,针对大概率、影响巨大的,首次提出“灰犀牛”概念,这个大胆而新颖的观点立刻触发社会学界尤其是人类决策与判断研究领域的极大兴趣。2015年,伦敦商学院知名教授迈克尔·雅可比基于渥克的提法,首次发表了系统阐释“黑天鹅”到“灰犀牛”趋势演变的论文,该文在国外刊载后被翻译引进,这也是“灰犀牛”首次出现在中国大众视野。
随后的2016年,渥克经过整理和研究,出版了一本颠覆人们既往认知的著作《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渥克提出,“灰犀牛”主要指明显的、高概率的却又屡屡被人忽视、最终有可能酿成大危机的。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那些会对我们心理和情感造成冲击但发生概率极低的事情上,因此没能注意到那些发生概率极高、应该提早预防的事情。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的是“黑天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灰犀牛”。
“黑天鹅”可怕,“灰犀牛”也可怕被大多数人选择性忽视,错失最好时机,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也许很多人会好奇,为啥米歇尔·渥克偏偏选中“灰犀牛”这个概念呢?
“灰犀牛并非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是对概率大、冲击力强的风险的贴切比喻,代指没能及时阻止本来有能力、有机会阻止的灾难。”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介绍,灰犀牛体型巨大,本不该被忽视,但正因为其貌似愚笨粗拙,才让我们低估了它的风险,疏于防范。
生长在非洲大草原上的灰犀牛,身躯庞大,给人一种行动迟缓、安全无害的错觉,从而时常忽略了危险的存在——当灰犀牛被触怒发起攻击时,却会体现出惊人的爆发力,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最终引发破坏性极强的灾难。
“概率大、破坏力强是‘灰犀牛’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指出,“灰犀牛”的风险其实很容易被发现,却被大多数人选择性地忽视,或者将其当作一种正常的现象来认可或接受,以至于错失了最好的处理或控制风险的时机,最后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曾刚指出,从国外经验看,“灰犀牛”往往都是破坏力极强,一旦发生,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很大。这一方面是因为“灰犀牛”风险的形成往往牵连甚广,要有效防范,从整体上进行统筹和推动,在制度惯性之下,这显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存在偏向性,容易低估风险,对即将到来的祸患视而不见,贻误了最好的危机处理时机。
“黑天鹅”很多,“灰犀牛”也很多很多危机,与其说是“黑天鹅”,不如说更像是“灰犀牛”
“灰犀牛”的提出,给原本为人们熟知的“黑天鹅”概念带来强烈冲击。在渥克看来,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危机,并非发端于不可预测的小概率(“黑天鹅”),而是大概率、高风险(“灰犀牛”)不断演化的结果,这些风险的存在早就广为人知,却由于体制或认识的局限,没有得到积极防范和应对,最终升级为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很多危机,与其说是‘黑天鹅’,其实不如说更像是‘灰犀牛’。”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认为,“灰犀牛”与“黑天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实际上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区分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互相转化。“黑天鹅”与“灰犀牛”犹如一对双生子,提醒人们对可能因为发生一些不寻常造成大震荡的大概率风险和小概率风险都应保持足够警惕。
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平,在很多人看来,这场以雷曼兄弟突然倒闭为标志的风险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而现有的很多证据表明,源于美国“两房”(房地美、房利美)危机的风险,早已被频频预警,却被大多数人忽视。
2000年起美国房地产市场高度繁荣,房价持续上涨,住房抵押规模不断攀升,在2007年达到总的50%。2004年起美联储连续加息17次,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升到5.25%,房价终于在2006年底止升回落,刺破了房市泡沫,并触发了次级抵押的违约风险。而早在2004年,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警醒人们提防抵押欺诈的大范围爆发;2007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不断发出警告;2008年1月,达沃斯论坛的风险报告指出,预期的房地产市场衰退、流动性资金紧缩和居高不下的油价都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推高了经济崩溃的风险性。这期间的先知先觉者并不在少数,圣路易联邦银行总裁威廉·普尔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议员理查德·贝克都曾预言房利美和房地美将出现大问题,但直到2008年“雷曼时刻”,人们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类似的还有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8月25日,卡特里娜飓风首次从美国佛罗里达登陆,29日再次登陆墨西哥湾沿岸新奥尔良外海岸,给新奥尔良市造成了极大破坏,是美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而当年1月,市政高官就已看到了一份详尽的灾难预防书,飓风到来前一个月还召开了关于飓风准备工作的研讨会,但推迟了飓风防御工作并拒绝纳相关建议,最终飓风狂扫,造成巨灾。
渥克还认为,类似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这种突发,其实也是“灰犀牛”。从17年起,航天飞机制造商就发现火箭推进器中存在一个设计缺陷,在外部环境温度较低时进行发射,可能导致严重的风险,就在发射航天飞机那个早晨,几位工程师还提出警告。但美国国家航天局没有理会这些警告,结果酿成悲剧。事后调查表明,只需要将发射调整到一个相对温暖的天气,所有损失都可以避免。
“风险总是被提起,却又总是被忽略。”董希淼指出,从国外这些“灰犀牛”来看,发生的关键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可预见的危机熟视无睹,不及时取行动,终致重大危机。
我们身边有没有正在发生的“灰犀牛”?当然也有,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科学家们已经指出,二氧化碳浓度如果超过350ppm(百万分率)就非常危险,而2015年已经达到了400ppm。气候变化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尽管危害显而易见,但全球气候谈判举步维艰,近期美国更是一意孤行地退出了《巴黎协定》,让气候变化这一“灰犀牛”仍在不断向我们逼近。
“黑天鹅”要防,“灰犀牛”也要防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研究‘灰犀牛’,最终是要防范类似风险发生。”胡怡建说,“灰犀牛”是可防可控的,对这些风险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化未来的大震为今天的小震,一点点去处理,不要让其最后引发大的系统性风险,否则对经济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事实上,作为不同的风险类型,“灰犀牛”和“黑天鹅”有区别更有联系,不能将两种完全割裂,要从偶然发生的小概率“黑天鹅”背后,发现和防控必然发生的大概率“灰犀牛”系统性风险。防范当前金融风险,必须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
“党中央非常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始终要求守住底线,特别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一局局长王志军表示,“黑天鹅”和“灰犀牛”都有可能冲击金融风险的底线,要以不同的思路和办法应对防范。
“黑天鹅”是没有预料到的突发,王志军认为,对这类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当前经济运行基础尚不牢固的情况下,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跟踪监测分析和预警预测,及时发现一些经济运行中的趋势性、苗头性问题,未雨绸缪,做好预案,防患于未然,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于‘灰犀牛’,因为问题已经存在了,也有征兆,所以对这类问题要增加危机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王志军说,对“灰犀牛”风险隐患,如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问题,应当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和影响程度,突出重点,取有效措施,妥善解决。
“‘灰犀牛’是大概率、可感知的风险,应该成为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的重点。”曾刚认为,防范“灰犀牛”风险,首先要正视“灰犀牛”的存在,全面提高金融机构、地方和国有企业的风险意识。同时要统筹全局,制定防范和化解方案,特别是由于“灰犀牛”天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特征,要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曾刚指出,“灰犀牛”的形成往往与制度缺陷或激励约束不当有关,在既有框架之下,难以阻止风险的进一步升级,必须诉诸体制改革和完善。“目前看,继续推进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都是防范此类风险的应有之义。”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空前挑战,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了新一轮宏观调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传递了清晰的信号:直接有力、扩大内需的调控措施将推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11月份以来,从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出台,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保增长的调控目标,再到目前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出台,越来越细化的调控举措逐步勾勒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路径——既要保当前经济增长,又要抓住难得契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保增长、促消费、调结构:积极财政政策释放能量
进入四季度以来,工业生产、出口、财政收入、CPI和PPI等经济指标的显著下滑表明,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显现。但不少专家表示,随着一系列扩张性调控政策逐步实施,中国经济增速有望在明年一季度触底后逐步回升。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庆说,16日公布的今年1至11月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8%,这一增速虽然比前十个月增速略有回落,但仍处高位,表明积极财政政策下不断扩大的投资规模将逐渐显效,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面对国内外挑战,中国重启积极财政政策成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最大亮点,意味着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财政政策将在宏观调控中释放越来越多的能量。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除了扩大投资规模以外,将实行结构性减税,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负,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并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民生投入,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先进装备制造业、服务业、中小企业、重大改革等,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所谓结构性减税就是“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的一种税制改革方案。具体则根据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应调整税收政策,在优化税制结构的同时,可以开征一部分新税种,降低一部分税种的税负,以达到刺激经济、扩大投资和内需的目的。
国家近期宣布将在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和“农机下乡”,发出了扩大农村消费的积极信号。财政部表示,积极财政政策一方面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促进农村、住房、汽车、服务业和旅游业等重点领域的消费。
明年1月,增值税转型和成品油价税费改革的适时出台,表明了当前正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的重大契机。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立足当前的拉动投资,促进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说,扩大内需既是中国经济面对危机的应急之策,更是未来发展的长远战略。其背后是经济发展方式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的重大转向。他预计,到2010年,随着拉动内需政策效应的充分释放,主要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格局将初步形成,中国经济将开始新一轮发展。
释放流动性、增信贷: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做一条大船,货币就是“载舟之水”,金融的作用则在于促使“资金之水”流动起来。中央当前取的一系列金融措施,正是要将这“水”从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堤坝”中释放出来。
从国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月初院常务会议提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九项金融措施,再到进一步细化的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中国正在出台一系列保增长的金融政策,通过促进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稳定增长,为经济航船提供广阔水域。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正逐步传导至实体经济,全球陷入衰退边缘,企业融资难成为全球问题。为解决流动性问题,国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央行更是在3个月时间内四次下调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总量的控制。
王庆认为,当前中国释放流动性的效果正在显现。根据央行11月份金融数据,11月份出现同比大幅上涨。但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速下滑局面依然未能有效缓解,而银行惜贷现象仍然严重。相关迹象表明,资金之水虽然流进了商业银行,但仍未能很好地进入到企业生产中去。
基于此种状况,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对货币政策、信贷服务、资本市场、保险、融资渠道、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财税支持、改革风险等九个方面内容进行了具体部署。其中,促进货币信贷稳定增长、满足合理资金需求等两项内容位列众措施之首。
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认为,这三十条意见是落实当前宏观调控政策更具针对性的体现,其中提出的争取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左右的目标,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M2最高增长目标,体现出当前宏观调控反周期调节的特点。“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能够适时地扩大流动性、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对工业的增长,就业的保障和经济平稳发展,意义重大。”
此外,针对银行惜贷现象,金融三十条意见明确提出,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基本面比较好、信用记录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或财务困难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
张其佐说,这三十条意见还体现了当前宏观调控的另一特点,就是财政货币政策正在更好地与产业政策相配合协调。实现保增长的关键就是要保工业。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阶段,工业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就业增加至关重要,目前向企业倾斜的政策,都是为了保证企业的发展。
“对银行来讲,保增长是一个大局,如果银行纯粹基于这种风险而畏缩不前的话,就会影响工业增长,从而使经济下滑的问题变得更严重,银行自身的存量也会很受影响,最后受危害也自然包括银行业。所以对银行来讲,也需要扩大信贷投放,在经济保增长的同时,才能保住自己。”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
股市、楼市、车市:扩张调控政策工具促市场稳定发展
无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是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老百姓关心的股市、楼市、车市三大市场都受到了高度关注。如何提振市场信心、促进这三个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治理水平,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增强投资者信心。会议强调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将住房和汽车消费列为明年扩大消费的重点领域。
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十条意见则进一步明确将出台信贷政策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并支持汽车消费信贷业务发展,拓宽汽车金融公司融资渠道。
分析人士认为,这对三个市场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将有效增强人们对市场的信心,稳定预期。而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更是为市场回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程伟庆预计,明年二季度,政策对实体经济提振效果会逐渐露出端倪,基本面预期的企稳会逐步取代纯粹的情绪刺激,成为股市新的且强有力的提振动力。
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业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政策基调更是为其走出低迷状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效为房地产开发企业“输血”,维持企业资金链不断裂,防止房价“超调”,早日稳定购房人的预期。而除了信贷规模的扩张,未来可以预见的降息可能节约房地产企业资金成本,这将成为稳定房价及购房人预期的重要条件。
另外,降息将带来购房成本下降,引发交易量持续回暖。数据显示,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次日,上海的日均预售套数比11月上升了35%,比10月份则是上升了56%。北京虽然受季节因素影响冬季售房量会下降,但12月份日均销售仅比11月份下降25%,比10月份仍然上涨20%。
已经构成居民一大消费点的汽车市场也有望在新一轮调控中受益。虽然受经济增速下降影响,在居民资产价格缩水和收入增长放缓的压力下,明年汽车业发展不容乐观。但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是汽车业的利好因素。
美元贬值的应对方法
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数据显示,继4月中国减持44亿美国国债之后,6月中国再度减持251亿美元美国国债。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呈现出一种波动状态。
对于美元后市走向如何,中国应该如何持有美国国债,我们应该如何规避可能存在的贬值风险,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访了相关专家。
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张明:未“亡羊”也要“补牢”
美元或许不会对欧元或日元大幅贬值,但其真实购买力可能严重缩水,对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可能显著贬值。
就目前来看,美元市值存在不确定性。随着国际油价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美元的疲态初现端倪。这其中确实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如国际投资性资金趁机兴风作浪、短期内发展中国家利益需求增强等。但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经验来看,大宗商品价格走强,自然会对作为计价货币的美元产生向下压力,同时也将恶化美国的贸易条件,从而扩大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进而增强美元贬值的压力。
当然,虽然我国在6月份减持了251亿美国国债,但是具体到减持项目,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是抛出了500亿短期国债,换持了240多亿长期国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美元的后市还是具有信心的。并且包括日本与英国在内的国家也同时在增持美国的长期国债,说明各国对美元后市的判断基本一致。
鉴于短期内美元可能存在的贬值风险,我们一方面要控制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另一方面要考虑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并且同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以规避美元贬值带来的风险。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高级分析师谭雅玲:要持续保持对美元的信心。
对美国国债持有的波动性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持有美国国债也是如此,也会是有上有下有进有出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此次抛出美国国债,只是在一个正常范围内的调整。与心态无关,更不是说对美元信心不足。这么说只会给自己找麻烦。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与市场价值不曾改变,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当今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依然是以美元为主。中国应对美元保持信心,这是由美国的实力所决定的。
从2015年1月份来看,美元的升值已将近10个月,这个时间似乎很长。所以,未来美元可能会呈现贬值的走势。美元在后市的表现或许有升有贬,但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是不会改变的。两年多的金融危机没有降低美国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反而使美国更强了。
相对其他投资来讲,美国国债的投资收益与稳定性都更好。但中国有句俗话,“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出于风险的考虑,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其他投资,这要根据当时的国际投资环境来决定。但是,多元化投资与对美元的增持是要同时进行的。我们不会放弃对美元的持有,也没有丧失掉对美元的信心。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贺强:中国正在学着“玩钱”
对于此次持有美国国债的波动表现,首先说明了中国在外汇储备上的操作频率比以往要有所提高——主动地减持增持,实现投资结构转化。6月份的这次减持,不仅是将持有的美国短期国债部分换为长期国债,同时也有了其他的动作。
从国际大宗商品走强的态势来看,直接原因就是美元实际价值贬值,但同时也可能预示着美国经济已经触底。从短期来看,过多地持有美国国债确实存在一定风险;但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保有甚至增持美国国债也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明显改变之前,美元依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储备货币。世界对美元的依赖度没有改变。
截止到2015年,中国在国际金融资产上的投资比例偏重,但从中长期来看,将资金投入到、技术等领域,更符合中国的发展策略,也更能使中国在此次国际金融风暴中受益。
查美国对通用汽车的政策 可以在网上哪里查得到?
在提交给美国联邦的改组于上月30日遭到否决后,美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GM)已经加快了为可能进行的破产保护申请所做准备工作的进程。
与此同时,白宫拟出台“以旧车换现金”新政策鼓励“绿色汽车”发展,并以此寻求抢占全球汽车业发展先机的举措,这也被分析人士认为是美国在为通用汽车的破产进行着积极的准备。
“一分为二”成热门方案
据美国媒体披露道,尽管通用汽车的董事会仍在积极奔走,寻求在法庭外获得其债权人更大程度的让步,但该公司同时也加大了申请破产保护的准备工作力度。从目前情况来看,“一分为二”将成为通用汽车最可能选择,也是配置最合理的破产重组方案。根据方案,一旦该公司进入破产保护程序,通用汽车将分为由其最优质资产业务部门组成的“新”公司和不良资产业务部门组成的“旧”公司。
不过,上述努力仍然要实现通用汽车此前制定的该公司2009年度债务和支出削减目标,即在年底前减掉公司现有债务的46%并完成全球裁员4.7 万人。此外,即便通用汽车真的选择了上述破产重组方案,鉴于其已经接受了美国联邦高达134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方案也还需要经过美国财政部的讨论批准。
4月2日,《纽约时报》援引通用汽车向监管机构所提交重组进展报告的内容指出,如果无法在法院外达成长期重组所需进行的调整,通用汽车已准备好并将考虑进入法律程序。而上述具体措施的披露,则在原有判断的基础上,大大增加了通用汽车选择破产重组的可能性。
“无底洞”难获新资金
通用汽车原本有很大的“生还”机会,从在2008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开始,就一直呼吁并出台措施拯救包括通用汽车在内的美国汽车业“三巨头”。然而,美国汽车业的困境是作为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这意味着该行业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联邦通盘权衡利弊的结果。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卜若柏(Robert Blohm)表示,自上任以来,美国联邦同时对包括金融体系和实体企业在内的两大层面进行连续的大规模救助,导致财政赤字直线上升,美国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的2010年度美国联邦预算案金额,甚至高达3.55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通用汽车等汽车业任何程度扩大规模的申请,都将令财政痛苦不堪。
而通用汽车自身也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无底洞”了。在通用汽车提交给美国联邦的改组中,除了改组本身之外,还有一项对于救助资金规模的说明。根据说明,通用汽车希望在不必归还已经注入的134亿美元的情况下,获得新的资金。卜若柏称,在已经誓言在任内将赤字削减50%的情况下,即使是134亿美元的“小数目”也变得非常关键。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通用汽车的上述“赖账”请求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美力保汽车行业地位
就在通用汽车即将申请破产保护的传闻甚嚣尘上时,白宫正敦促国会议员推进一项“以旧车换现金”的,以在未来两年中斥资40亿至60亿美元换掉全美市场至多200万辆旧车。也对这项旨在向那些把高油耗旧车折价交出、购买节能型新车的人发放代金券的表示了支持,并宣布“以旧车换现金” 的资金将来自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但具体的资金来源尚未确定。而美国联邦国家经济委员会则为上述制定了一般性原则,表示为满足国际贸易协议的规定,任何必须把国产和进口汽车都包括在内。
卜若柏称,从全球汽车业发展角度来看,美国的上述是为了抢占作为行业必然发展趋势的“绿色汽车”的发展先机,因此,也可以认为美国正在为没有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后的美国汽车业能够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而积极行动。这也表明,美国的救助对象,正在从“三巨头”转移到更加根本的行业本身。
《货币战争》作者、投资专家宋鸿兵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访时指出,新能源最有可能促成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发生,并以此提前终止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其当选前后多次承诺将大力发展绿色能源,就包含了这一层因素。清华大学汽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显君也认为,如果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状况下,国际油价再度升高的话,那么新能源汽车将获得巨大生存和发展空间。这种设条件下,美国汽车业将依靠其在全球范围内新能源汽车技术和市场开发的领先地位,获得全新活力。
什么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
2014年6月13日,国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指出,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能源安全由总量安全、结构安全和成本安全三个方面构成,无论哪方面缺失,都会给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一)总量安全。一般认为,我国能源需求的峰值应该出现在基本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时,即2030耀2035年左右。按照我国能源规划预测,到203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为60亿吨标煤,较2018年增长29.3%。然而,2018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仅为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4.2%,为美国的1/3。到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城市化率将达到75%以上,意味着我国还有2亿农村人口将转为城市人口。国外经验表明,城市人口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是农村人口的十倍左右。考虑科技进步、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等因素,2030年我国能源消费量应在70亿吨标煤更为可靠。即便如此,也仅为美国人均消费的一半。能源实际生产能力与总量目标的偏差,会给能源总量供应带来短缺的风险。
(二)结构安全。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将降至45%,石油、天然气与非化石能源分别提升至20%、15%和20%。根据测算,届时我国需要进口石油6.6亿吨,天然气4,300亿立方米,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将达到76.7%和60.6%。由于石油关系交通运输工具的动力保障,天然气关系民生用能,都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长期依赖大量进口,必将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
(三)成本安全。2012年后,我国非水可再生能源得到快速发展,风能、太阳能比重迅速提高,加之后期石油及天然气进口的扩大,对我国能源保障和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我国的用能成本。粗略测算,与2012年相比,2018年仅因能源结构调整,我国能源成本就增加了8,500亿元。到2030年,若按石油70美元/桶、天然气3.5元/立方米价格测算,仅因能源结构调整,全社会能源成本将较2018年增加2.36万亿元。浙江能源集团首创的燃煤发电超低排放技术,有效解决了全国21亿吨电煤的清洁利用问题。如果用其他能源替代,仅就成本而言,我国一年将多支出能源成本1.33万亿元。能源成本对我国安全的影响还表现在国际价格变动对国民经济冲击的不可控性上。按2030年规划目标的石油、天然气进口量,如果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上涨1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我国能源成本将相应增加605亿美元/年和343亿美元/年。这对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无疑是巨大的变数。因此,制定能源国策,必须运用底线思维,守好安全底线,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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